今日凌晨，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抵达北京，开启新一轮中美贸易磋商。作为特朗普贸易谈判的三剑客之一，了解罗斯，是观察特朗普时期美国权力核心在贸易问题上内部撕裂的一把钥匙。
商务部长罗斯、财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官员是特朗普政府派出的对华贸易谈判的重要成员。关于罗斯、姆努钦等务实派与莱特希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强硬派之间的博弈矛盾，观察家们一直密切关注。
从特朗普执政小圈子的特征看，商务部长罗斯、财长姆努钦皆是特朗普从华尔街直接带入内阁的亿万富豪。胜选后的特朗普同时提名罗斯与姆努钦，将二人尊为他经贸计划的实施者。而与姆努钦相比，罗斯是特朗普真正的旧相识。罗斯身上折射的，是特朗普执政思路中尤为戏剧的逻辑悖论。
罗斯的部分社会关系网络。来源：Littlesis数据库
赌场旧相识
罗斯与特朗普私交甚笃。1991年，特朗普泰姬陵赌场酒店陷入窘境，时任罗斯柴尔德公司破产业务高管的罗斯，是这宗破产重组案的接手人。他出面调停，令当时的特朗普得以保住赌场酒店项目本身。那时的特朗普已经公开称赞，罗斯是一位“强悍、诚恳”的天才谈判人。
1990年，特朗普泰姬陵赌场开业。紫衣羽冠的门僮将客人引入大厅，巨型水晶吊灯自镜面穹顶倾泻而下，地上到处铺着从意大利进口的卡拉拉大理石。咖啡厅里镶的是印度壁画，桌上摆着新德里风味的熟食。奢华套房里，黄金希腊立柱环绕着豪华按摩浴池。当时喧嚣的人群哪里可以想见，这里的吊灯日后积满灰尘，地毯破旧不堪，角子老虎机边门可罗雀。开幕式上，特朗普请来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摄影师和记者们蜂拥而至如醉如痴，特朗普走到哪里，人群就跟到哪里。在开业一个礼拜的迷醉狂欢之中，债务的红灯暂时隐匿。
1995年，罗斯与第二任妻子、前纽约州副州长贝茜·麦考伊结婚，特朗普作为宾客参加婚礼。尽管这对夫妇在2000年离婚，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二人同为特朗普经济顾问。
罗斯和特朗普还是邻居。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罗斯的房产就在特朗普海湖庄园门口马路的另一头。而在曼哈顿57街，罗斯的顶层豪宅与特朗普大厦的顶层复式公寓也只隔着两条街。
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亿万富豪邻居们，图中上侧左二即为罗斯豪宅，就在海湖庄园门口马路的另一头。特朗普走马上任后，常将来访政要安排在海湖庄园，他本人称这里为“冬季白宫”。图片来源：《福布斯》
2000年，罗斯结束在金融巨头罗斯柴尔德的二十四年职业生涯，创立了自己的威尔伯·罗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2006年，他将公司卖给景顺集团，自己仍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战略官。到了2013年，罗斯的母公司景顺集团与特朗普的女婿贾内德·库什纳等人合伙，斥资2.4亿美元购置工业地产。
桩桩件件可见罗斯与特朗普的紧密关系。特朗普视罗斯为战友，为同盟。借由任命罗斯，特朗普突出强调的是，商人卓越的谈判能力将重塑美国全球经贸谈判，帮助美国拿回自己的利益。特朗普还强调，“罗斯是美国制造业的领军人物”，他将在保护美国工人就业、保护传统实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华尔街投手
罗斯的谈判技巧本身的确毋庸置疑。用罗斯自己的话说，只有一件事会让他感到后悔，就是“出价出高了”。华尔街上人称“破产大王”的罗斯，曾亲历无数宗破产重组案，他无一宗不面对冲突。罗斯早已习惯了漫长、艰难的谈判，并且习惯于在其中保持强势，控制局势。在他就任商务部长后的对外谈判中，这一风格已经呈现。在2017年4月的美日高层经济对话中，日本方面就曾因为罗斯的鹰派强硬风格，力求避开罗斯，与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单独谈判。
然而罗斯并不是特朗普所说的那种“制造业领军人物”。他的首要身份，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典型运作者。罗斯是“破产大王”，是华尔街上的投手，他自1976年起就供职于金融巨头罗斯柴尔德，2000年创建自己的投资公司，他的专长是收购不良资产，从濒临破产的资产中发现机遇，令其焕发新生，再将其卖出，从中赚取数亿美元的利润。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罗斯瞄准传统产业，专攻奄奄一息的不良资产，包括石油厂、炼钢厂、采矿厂、五金厂、煤炭厂、纺织厂等等。罗斯多次起死回生，包括在美国经济遭受科技泡沫和9·11的连环痛击之际。这正是他“破产大王”名号的由来。
在罗斯柴尔德的二十四年间，罗斯不断重组濒临破产的企业，除了特朗普名下的泰姬陵赌场，他经手的还包括德士古石油、德崇证券、美国东方航空、能源供应商新罕布什尔州公共服务公司等等。2000年，他从罗斯柴尔德买回2亿美元个人私募基金，又另外募得2.5亿美元，带领整个团队从罗斯柴尔德出走，创立自己的基业。
罗斯财富积累史上的部分重要节点事件。来源：《特朗普内阁财富与政治政策走向》研究报告（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27期，作者陈晨晨，2017年12月发布）
其后他的财富史脉胳愈发清晰。其中数宗生意堪称节点，第一，2002至2003年，罗斯收购整合数家濒临破产的钢铁巨头，创立国际钢铁集团，很快，他以45亿美元价格将集团卖给一位印裔富豪，从中净赚2.6亿美元。第二，2004年，罗斯收购整合几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巨头，创立国际纺织集团，并在2016年将集团卖给私募大亨。第三，2004年至2005年，罗斯兼并数家濒临破产的煤炭公司，创立国际煤炭集团，仅从集团上市中，他个人就获利2.1亿美元，又于2011年以34亿美元价格将集团出售。第四，2006年，罗斯将自己的投资公司以3.75亿美元价格卖给景顺，自己继续担任董事长和首席战略官。
看到这里，你还能说罗斯是特朗普口中所谓“制造业领军人物”吗？
如果说特朗普“让制造业就业重返美国”的言论拥有信徒，罗斯就是最不可能的信徒。传统制造业的投资为他积累了雄厚身家，也让他对美国及全球制造业的变迁洞若观火。
2005年，罗斯出现在中国嘉兴，为他投资近1亿美元的纺织厂奠基。时逢大雨，罗斯面对中国媒体，强调这是他“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我们是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来到这里投资的美国大型纺织公司”，罗斯表示。而在那一行之前，罗斯已经来华15次。早在1997年，罗斯在日本买下两家汽车零配件公司的同时，就在中国广东投资设厂，工厂生产汽车配件，然后返销日本。
2005年，罗斯在接受《环球企业家》杂志采访时，称自己其实“本质上是个自由贸易主义者”。截图来源：新浪财经
2005年来华参加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时新浪财经记者拍摄的罗斯。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除了在中国，罗斯名下的国际纺织集团在越南、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均有工厂，他的目标是将品牌与海外低成本劳动力、市场、工程技术以及各地供应商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双重受益者。2015年，罗斯麾下的国际纺织集团发布年度报告，明确表示纺织业的未来并不在美国本土，而在墨西哥和中国。集团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墨西哥的两家工厂，报告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总体是有利的。”
竞选期间，特朗普曾再三痛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其贬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一协定，大量制造业流向墨西哥，大批工作机会从美国流走。在参议院确认商务部长提名的听证会上，罗斯呼应特朗普，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视为他商务部长任上的头号任务。然而就在2015年特朗普宣布竞选前夕，罗斯在墨西哥的第八家汽车零部件工厂落成。自2007年起，罗斯就在墨西哥收购汽车零部件工厂，雇佣当地工人，将此称为自己“在低成本国家扩张”策略的标志之举。
对于制造业就业离开美国这一长期趋势，罗斯心知肚明。除了在制造业投资领域的海外布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罗斯的投资焦点已经转向金融领域的困境债券。2008到2012年间，罗斯对濒危银行的投资超过18亿美元，收益颇丰。2014年起，罗斯担任塞浦路斯银行副主席，斥资10亿欧元对该行进行资本重组，直到2017年1月出任美国商务部长前，罗斯才从这家银行辞职。
务实者的政策投机
不得不说，罗斯的商业决策履历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经贸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在参议院听证会之前，罗斯的发言人出言辩护，称当初身为商人的罗斯，只能基于现实规则做出“务实决策”。从罗斯的商业履历看，对于他突出其来的立场反转，基于“务实”考虑的政策投机几乎是唯一解释。
2016年，罗斯与纳瓦罗一起，为特朗普合著白皮书《给特朗普经济计划打分：贸易、监管和能源政策影响》，对特朗普经济计划进行系统辩护，包括把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等。而就在2012年，罗姆尼竞选期间，罗斯还公开反对罗姆尼的反华言论，称美国对中国攻击过度。罗斯预言，即便就业离开中国，也不会返回美国，只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纳瓦罗与罗斯合著的白皮书《给特朗普经济计划打分：贸易、监管和能源政策影响》封面。全文下载地址：assets.donaldjtrump.com/Trump_Economic_Plan.pdf
在罗斯身上，立场摇摆与政策投机并非第一次。在商业逐利生涯中，他的策略始终保持弹性开放。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罗斯正是“务实主义”的典型。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行业发展的变化，他可以完全逆转自身立场。
罗斯曾是克林顿的主要募捐人，并被克林顿任命为美俄投资基金董事，然而在贸易问题上，罗斯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2003年底，罗斯频现媒体，反对进口，支持通过关税和贸易门槛来保护美国制造商。他组建了“美国自由贸易联盟”，这家保护主义组织被看作一台“可怕的游说机器”，它拥有70多位会员，极力反对损害美国制造商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这一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在罗斯后来自己着手海外制造业投资布局之际彻底反转。2004年，罗斯进军陷入困境的美国纺织业，很快，墨西哥、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地因劳动力成本低、市场需求高，成为他海外布局的重点。罗斯一反此前姿态，转而支持贸易自由，他为《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游说，支持取消纺织品关税与配额，力挺与中美洲国家进行纺织品自由贸易。
协定出台后，罗斯与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三个中美洲国家同时展开谈判，打算三选一购买土地、建立牛仔布料工厂。三国政府均向罗斯开出丰厚条件，承诺削减所得税、关税、增值税数千万美元。
2005年来华为嘉兴纺织厂奠基的罗斯，立场也已与他2003年来华时大相径庭。2003年的罗斯以中国纺织界的公敌形象出现，他代表美国要求中国保持纺织品配额，限制对美出口。而到了2005年，罗斯在中国公开表示，“配额对我来说只是暂时的，我本质上是个自由贸易主义者，我着眼全球。”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鉴于罗斯自身商业履历以及他与特朗普的深厚关系，在实际政策操作中，罗斯或许多少会对特朗普形成务实拉力，只是这种拉力十分有限。除了罗斯身上的投机迎合因素，还有特朗普自身的政治目标与商业思维因素使然。
2016年底，特朗普向美国人民介绍身家25亿美元的准商务部长罗斯。图片来源：美联社
特朗普以商业思维管理他的政治团队，他是强悍领袖，老板思维。在他认同的问题上，他高度赞同；否则，他并不加以理会，或者冷眼旁观，或者自说自话。不按常理出牌的他，已经多次和自己的内阁唱反调。说到底，他在商界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强烈声音。相比奥巴马政府格外留意对外表态保持一致，对特朗普而言，磨合与摩擦“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他，正是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寻求颠覆性的局外人。
在他所主导的颠覆过程之中，他的目标落地困境本身是根本悖论。尽管有一些幕僚反对，特朗普从未放弃过对外国征收严厉关税、扭转贸易逆差的呼喊。商业思维根深蒂固的他，并不会轻易放弃他自1980年代以来的政策立场——通过把握交易底线和精明谈判，把属于美国的工作、产业、市场机遇、贸易利益统统拿回来。对执行者罗斯而言，无论他是否认同，这已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特朗普在内阁中不受制约，国际体系本身已是难以克服的掣肘。
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金融资本、跨国公司、科技革命三股合力共同推动的历史进程。特朗普政府也许可以施加短期政策影响，却无法真正改变其中任何一项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特朗普最想企及的“公平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为低阶的贸易。198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的发展脉胳清晰可见：起初发达国家以自由贸易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门，发达国家是国际规则与先进技术的控制者。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提振，它们反过来冲击发达国家的部分传统产业，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在世界格局进一步演进的新阶段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博弈，前者试图修订规则或者确立新的规则，以此继续主导贸易游戏。
特朗普出现在这个新阶段中。他的前任奥巴马试图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是这一阶段的表征。特朗普的闯入将其全盘推翻，他本能想要弃绝的，是国际规则体系本身。他要回到双边的，一对一谈判的“公平贸易”，直截了当地攫取最大程度的美国利益。无论短期效应如何，长期来看，这相当于改变经济运行的规律本身。哪怕他拥有最得力的下手，最高明的谈判人，他的努力更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是重重矛盾与负面效应。对罗斯而言，这场摧毁行动本身，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文部分摘编自陈晨晨新著《富豪政治的悖论与悲喜》（世界知识出版社重磅推出，2018年5月第1版）第二部分《特朗普的敌与友》。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完）
